中国企业也没闲着，它们在海外从事大额收购，大肆采购自然资源，并任由海外利润在海外积累

但据观察，外汇占款创造基础货币的效应自2004和2005年之后开始逐步削弱，这与中国跨越刘易斯拐点，至少是35岁以下核心劳动人口在2003年达到峰值的时点非常吻合。过去十多年，我国基础货币的扩张源于充裕劳动力资源集中于制造业和出口部门所创造的外汇储备及外汇占款。

经济决策者如果仍以原来的低物价和高增长组合作为政策目标，可能导致或者紧缩过度，或者刺激过大。二是银行信贷内生创造M2机制将弱化。人口老龄化将降低投资收益如果将中国视为一个公司，那么这个公司资产配置的主要渠道分别是：基础设施投资、重工业投资、出口部门的制造业投资以及房地产投资。一是基础货币的创造机制将弱化。一直以来，中国迅速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特别是地方政府的GDP激励机制是吸引大量FDI进驻的关键推动力。

其二，FDI进驻中国除了形成制造业和出口部门的厂房、机器等固定资产投资之外，还通过房地产资产价格的上升获取投资收益，但随着房地产价格上行态势的趋缓，特别是考虑到近期房地产调控政策的压制，会增大FDI存量资金投资于房地产的潜在风险。人口结构的变化意味着原有投资模式的配置效率下降，从而使增长的潜在速度面临实质性的下行风险：其一，与城市化快速推进、劳动力无限供给的过去十多年相比，即使中西部仍存在较大的基础投资需求，其需求扩张的速度也不及过去的十年迅速，因此，许多在建的基础设施投资项目可能并非资产配置的最优选择，例如在非发达地区建机场、在人口相对较少的地方建高速公路等，其投资效率将会有所下降。前两个优势是外部优势，后两个优势是内部优势。

就是国有企业在国际市场上要有自己的品牌，有较高的市场占有率，拥有一批比较稳定的且具有较高认知水平和忠诚度的消费群体。这是国家发展的客观需要，也是中国国有企业自身发展的需要。今后的方向仍然是提高集中度：一是提高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的集中度，形成优势行业和关键领域的制高点;二是提高其他行业的集中度，空白行业则应争取占有一席之地;三是提高研发投入与人才集中度。按各国世界500强企业营业收入占全球行业总产值的比重计算，美国和欧盟在炼油化工、制药、汽车等行业的全球垄断地位十分明显，其世界500强企业占全球行业总产值的比重高达1/4至1/3，中国目前只有炼油化工一个行业在2010年超过了世界行业总产值比重的10%，与欧美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

而企业强的实质是国企强、央企强。如果按照我们对于2020年中国占世界GDP总量的预测，即中国届时将超过美国GDP，那么中国的世界500强企业数量也将超过美国，其中各类国有企业将超过100家。

让干部参加劳动、让工人参加管理，这本身就是国有企业的组织优势和群众路线优势，能够形成对企业员工的吸引力和凝聚力，激发出企业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对于扩大世界500强企业的行业覆盖面，国有企业的责任尤其艰巨。在新的环境和条件下，我们要发展鞍钢宪法，形成中国(社会主义企业)宪法。2000年9月19日，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在电视讲话中说，如果中国能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外部竞争能够加速中国国有企业的消亡。

(作者：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 进入 胡鞍钢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国企改革 中国经济 。特别是在2011年，中国国有企业占世界500强企业营业收入总额的比重已超过中国GDP占世界总量的比重。按行业世界500强企业营业收入与各国行业总产值的比值计算，中国在炼油、电信、汽车、金属等行业，集中度水平显著低于美国、欧盟和日本(见表2)。可以认为，中国企业在世界舞台上的崛起是在国有企业带动下的集体崛起。

一个好的企业，不仅创造物质财富，还创造精神财富。这正是国有企业独有的政治优势和决策优势。

由此可知，作为社会主义企业至少有四大特征或四大优势：第一是国有资本优势;第二是国家支持优势;第三是政治优势，即党组织的核心作用;第四是组织优势，就是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根据美国《财富》杂志公布的世界500强排行榜来看，中国企业不仅在电信、保险、炼油等市场集中度高的产业中进入500强的数量迅速上升，而且在市场竞争激烈的机械、海运、工程建筑、计算机等产业实现了新的突破。

在中国的世界500强企业中，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占绝大多数，有66家，其中国务院国资委监管的中央企业42家。从目前的情况看，依靠私营企业填补空白领域存在较大的难度，在多行业内培育具有跨入世界500强潜力的企业，应当是今后国有资产经营管理部门的一个重点工作。知名品牌也是中国软实力虽然到目前为止并未明显看到企业利润率的下滑趋势，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劳动生产率的上升部分对冲了劳动力成本上升的风险，但人口结构变化会对原材料、农产品和大宗商品价格产生冲击，这是导致企业利润率和收入下降的最大风险。二是FDI存量资金的退出风险。（作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 进入 巴曙松 的专栏 进入专题： 老龄化 国家资产负债表 。

如果资产价格处于上行通道，杠杆率的放大功能可使负债能力同步扩大，从而实现资产负债表同步扩张。其原因，是人口结构变化与周期性紧缩政策的叠加在造成资产方扩张能力下降的同时，也同步影响了负债融资的能力及杠杆率的使用空间。

针对此，宏观调控既要防止过热，又要防止过度紧缩带来的硬着陆风险，这客观上使得政策的变换频度会明显高于以往，从松紧度的把握来看，松的度与紧的度都不能太大。这意味着FDI留驻中国的投资收益将逐步递减，因为：其一，刘易斯拐点之后，FDI所享有的低劳动力成本优势将走向终结。

从国家资产负债表的角度看，一个经济体稳态水平时的潜在增长率取决于负债融资能力、投资配置效率及杠杆率的使用空间。在潜在增速下移并存在周期性过热的时候，如果叠加逆周期的紧缩政策，经济在短期内出现硬着陆的可能性也更大。

三是储蓄率下降、真实利率上升所产生的融资成本整体上升风险。2.左边资产方考察的是这个国家的投资配置和获取投资收益的能力。由此推断，人口红利效应所产生的基础货币创造机制将逐步减弱，成为限制流动性扩张的根本因素。从这个大资产负债表来看，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到来，人口结构从劳动力无限供给到跨越刘易斯拐点、从人口红利走向人口负债，不仅会在中长期影响国家的资产负债的稳健度，而且会在短期内影响国家的负债融资能力、资产配置能力以及使用杠杆率的能力，当面临短期的宏观紧缩政策时，这种潜在风险暴露和释放的可能性会明显加大。

2011年中国资本形成总额达到22.91万亿，占GDP的比重接近50%，然而其中约有50%用于交通等基础设施以及房地产方面的投资性支出。随着融资约束的强化、投资效率的降低以及杠杆放大功能的弱化，经济潜在增长率的回落将表现为逐步、逐级动态下行的过程。

3.杠杆率衡量的是这个国家通过资产膨胀扩大负债融资的能力。如果说出口部门是创造基础货币的主渠道，那么地方政府基础设施投资、城市化与房地产则是创造M2的主渠道：其一，劳动人口的城乡转移在推动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同时，也提升了城市土地资源的价值，成为房地产价格上升的关键驱动力。

从数据上看，过去的20多年，劳动者报酬在GDP收入中的占比一直处于持续的下行趋势，直到2007年达到低谷，不足40%，而企业收入则持续上升，也在2007年达到46%的峰值水平，可以预期的是，人口结构的变化将逐步改变甚至逆转这一趋势。但到了2011年下半年，随着GDP和CPI的增速持续放缓，市场的担忧切换到经济硬着陆和政策的过度紧缩，2011年下半年至2012年中，主基调仍是经济下行风险大于经济上行风险，目前对经济下行的担忧明显加大。

2011年初时，普遍担忧的是经济偏热和通胀失控，主基调是经济上行风险大于下行风险。人口老龄化会限制杠杆率的放大功能将中国整体作为一个资产负债表来观察，该表资产方扩张的机制在于杠杆率，是资产方的膨胀决定了负债方的跟随式膨胀，这个膨胀机制有三个关键环节：其一，出口部门创造外汇资产，这成为基础货币投放的核心渠道。其二，房地产资产特别是土地资产价格的膨胀提高了地方政府和部分相关企业的负债能力。其三，未来中西部城市仍存在较大的城市化空间和基础设施投资需求，但能否成功承接东部城市完整的产业链尚不确定，其基础设施投资效率的提升也难以重复东部的路径，房地产价格难以重演东部和发达城市的上升速度，因此FDI留驻中国的潜在收益率面临下降的可能性。

其三，房地产市场高速发展期的拐点已过，特别是针对高收入群体的中高端住宅建设活动将面临需求不足的压力。其二，出口部门迅猛扩张的黄金期已过，将大量劳动力等资源配置于劳动密集型出口制造业的效率会逐步降低。

换言之，人口约束使得经济体内部的腾挪空间变小，既容易出现过热，也容易出现硬着陆，两者的切换频度会明显增多。如果中国未来几年的城市化进程和中西部产业转移速度低于预期、基础设施的投资效率降低、房地产价格下滑，那么FDI存量资金存在重新配置、小部分资金流出的可能性。

事实上，2011年的银行信贷规模并未出现实质性压缩，银行间市场利率也已回落到合理水平，为什么实体经济感受到的紧缩程度与政策松紧度之间出现如此明显的背离？一个重要原因是，经济运行所面临的约束条件已发生明显变化，目前的经济增长能力与2007年相比已明显弱化。另外的50%用于商品生产，以满足出口和国内的消费需求，这些大规模的投资活动带动了对国内钢铁、水泥等资源的需求，由此形成了所谓的投资驱动型增长模式。